中国进入“中度通货膨胀”时期？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认为，中国进入了一个中度通货膨胀时期。有数据为证：去年第三季度，通货膨胀率超过了６％，第四季度接近７％，今年１到５月份，达到８．１％ 。  
    谈到通胀的成因，张曙光认为，在汇率管制的情形之下，我们要以资本积累和外向型经济作为动力来实现经济增长，必然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高增长和低通胀，必然要增加资源消耗，扭曲相对价格关系，而最后是把通货膨胀朝后推。所以，中国长期相对价格扭曲的经济增长导致出现中度通货膨胀是必然的，而且这个通胀不是一个短时期，可能是一个中时期。
    他据此判断，中国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可能在７％左右，明年也不会低。为什么不会低？其一，现在ＣＰＩ和ＰＰＩ反向运动。ＣＰＩ降了ＰＰＩ上去，证明下面的压力在增大。其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其三，既然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就应该关注流动性过剩这个问题。其实流动性过剩不是流向实体经济造成投资过旺和通货膨胀，就是流向投资市场造成价格增长过快和资产泡沫。
    张曙光认为，中度通货膨胀对于现在的中国经济状况而言，可能是利大于弊，我们不可能把通货膨胀率倒回到５％以下，那么你为什么硬要去管那个？这个代价很大。
    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圣明归纳出了本轮通货膨胀的四个特点：全球性；全面性；产生原因的复杂性，既有国内原因，也有国外原因，既有有形产品因素，也有无形产品因素；此次我们应对通货膨胀的办法过于单一，好像只有“补贴”这一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林兆木所概括的本轮通胀的四个特点与杨圣明同中有异：第一，此次通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为主带动的价格结构性上涨；第二，此次通胀是输入性的，与近几年国际市场油价飙升、粮价上涨有关；第三，经济增速偏快；第四，银行流动性过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判断：到今天为止，中国的价格上涨仍然是结构性问题，没有进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与１９９８年的膨胀相比，中国现在还没有面临全面的物价上涨。他认为，应该超越“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争论，需要从世界经济循环和周期变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结构性物价上涨的本质。中国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不仅决定于中国的全球化、工业化以及结构调整等因素，也决定于全球分工体系的调整、世界贸易不平衡、美元贬值以及金融全球化等因素。由于美元贬值以及全球经济不平衡所导致的全球流动性过剩是加速世界需求提升的推动力量，这种国际分工调整的货币表现形式必然是通过贸易的不平衡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引起非中心国家出现流动性过剩问题。全球总需求的提升既有货币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而这些因素分别通过不同的途径对中国价格上涨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为中国的流动性大部分来源于全球贸易不平衡所累积的贸易顺差和国际资本流入。
    杨瑞龙认为，国际石油以及大米价格的上涨对国内商品起到了成本推动的作用，同时也是当前物价总水平上扬的主要原因。国际热钱的涌入和巨额的外汇储备在此轮通胀中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贡献率达到６％。所以，对中国的需求膨胀不能单纯在本国内在体系中寻找根源。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晶在剖析当前通胀的成因时则认为：第一，中国通胀跟需求拉动有明显的关系，现在过于强调输入性通胀可能有一些偏颇。第二，成本推动。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带动成本上升。随着市场化推进，使过去压低的要素价格得以合理回归，这也会带动通货膨胀。第三，外部冲击。主要包括：全球流动性过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中国与全球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相呼应；次贷危机的双重效应——为应对危机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带来全球通胀压力，次贷危机导致美国（及全球）经济下滑带来外需减弱，减轻通胀压力。

                                                  粮价和油价应该涨到什么程度？
   

    油价应该涨到什么程度呢？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自问自答：涨到各个国家都补贴不起了，不能靠低油价维持下去了，汽油的需求量有可能收缩，从而使得油价能够稳定地降下来。
    张卓元认为，我们过去长期实行对成品油补贴的政策，实际上是在推高国际市场油价的上涨。油价补贴也好，还是其他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也好，这么维持下去肯定是不能长久的。最近我们提了油价，这是比较正确的措施。
    这位资深的经济学家建议，应该尽快继续提高成品油价格，因为现在即使得以持平了以后，还是倒挂，可以考虑把汽油的价格逐步提高到现在美国的水平。美国现在的油价是４美元１个加仑，也就是说１升汽油相当于１美元稍微多一点，我们也要逐步把油价提高到每升７元人民币左右。原则上要使得炼油企业不再亏损，至少保本经营，有效率的企业要有盈利。这样，一方面能够给消费者发出节约用油的信号，用市场手段节约能源，另一方面，也向国际市场表明中国要认真节能的态度。
    张卓元还建议，为应对国际市场粮价上涨的局面，应提高国内大米收购价格。他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太快，而稻谷、大米价格提得太少，从长远来看，对于粮食生产特别是农民增收是非常不利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国强认为，一定要看到通胀形成因素的复杂性，不能把板子打到农产品价格上涨上。这个板子打了以后，政府就会采取一些控制措施，其后果是非常危险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因素，农产品价格上涨处于合理范围，还有上涨空间。比如，水稻价格再提高１５％到２０％，还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能抑制粮价上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乃武认为，２００７年以来，中国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有，农业生产周期的波动、国际粮食需求的增加等。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粮食生产无法继续维系在廉价劳动力的使用上，国家面临粮食价格上涨的长期压力和相应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威胁。今后中国宏观经济要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就应当使农业生产有较高的比较收入，要保证粮食价格的合理上涨，要保证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相应提高居民的工资收入。这样，就会使结构性通货膨胀为广大中低收入居民所承受。
    张曙光、林兆木、杨圣明等多数专家在粮价与油价问题上也持与上述观点大体相近的立场。

                                                  ２００８是否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连城判断，２００７年，中国经济达到一轮增长的波峰，２００８年可能要进入向下的拐点。原因在于：第一，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受到了资源有效的约束，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已经短缺，不可能再支持中国经济以高于１１．９％以上的速度来增长了，所以今年经济必定要掉头向下。第二，过高的通货膨胀会相对缩小人们的需求能力，这样就一定会在消费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有效约束。第三，投资环境的恶化和投资成本的提高，降低了投资者信心指数，投资增速必然会下降。第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衰退必然对中国的出口形成负面影响。第五，从紧的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在２００８年会更加显现。第六，从中国经济周期的波长规律来看，按波峰年来计算，再看一下中国的经济形势，２００８年必然要走向拐点。
    张连城认为，去年ＧＤＰ增速是１１．９％，今年估计在１０．５％左右，明年到谷底。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则并不认同张连城的这个“拐点说”。 他认为，究竟怎样看“拐点”问题，这涉及到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形问题。在一个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波形比较简单，即一起一落，其中只有一个高峰，可称为“单峰型”波动。我国经济过去多是“单峰型”波动。而在现实的经济波动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波形，如在一个周期中可能出现两个高峰，可称为“双峰型”波动；也可能出现三四个高峰，可称为“多峰型”波动。中国在２００８年ＧＤＰ增长率若放缓，不能断定就是“拐点”，也可能属于“高位调整”，现在尚不宜下结论。

                                                   今明两年中国经济的可能走势
   

    林兆木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处在一个新的关口，面临国内通货膨胀升温和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宏观调控既要防止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当然还要防止经济增长回落。
    林兆木认为，今年和明年经济增长会否出现大幅度的下滑，一方面取决于外部环境是不是能进一步优化，出口增速会不会下降到１０％以下，另一方面，取决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今年促进投资增长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南方雨雪冰冻灾害还有大地震，将大大加大对交通、电力基础设施和市政公共设施、住宅的建设，相应会带动投资需求，因此比去年回落的可能性不大。预计，全年消费需求都可以保持前５个月的态势，和去年差不多。“５·１２”大地震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直接损失大概在５千亿到７千亿元人民币，影响四川ＧＤＰ增长下降５个百分点，影响全国ＧＤＰ增长下降１个百分点，由于灾后重建可能拉动ＧＤＰ增长０．５个百分点，抵消以后，会影响ＧＤＰ回落０．５个百分点。综合上述出口、投资、消费三大需求的增长，预计今年ＧＤＰ增长可能会比去年回落一点几个百分点，估计会在１０％左右，这属于宏观调控预期目标的正常调整，仍然在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期间。世界银行正在调高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原来预计９．４％，最近调到９．８％。明年如果不计外部环境需求的话，国内投资增长向下浮动，可能ＧＤＰ增长率会回落到８％至９％，但是再往下走的可能性不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李建伟认为，２００８年ＧＤＰ增幅将会呈现小幅下降的趋势。理由在于：从经济运行的周期来看，ＧＤＰ本身在２００７年已经达到了高峰，从２００８年开始慢慢回落，但幅度不会太大。从三大需求来说，投资向下走，出口向下走，惟一能够支撑的就是消费需求，但是消费需求能持续多长时间？随着收入水平的下降特别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消费需求下一步不会有很大的增长。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副司长万东华认为，目前的增长速度基本适度，总体上还是处于适度较快的增长空间。
   

                                                   如何寻求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平衡？
   

    李建伟说，原来有“两防”，现在加了“一防”，成“三防”了，既要防经济过热，防通胀，又要防经济增速快速下滑。
    那么，如何兼顾“三防”，即如何寻求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呢？张晓晶认为，第一，抑制通胀还是要控制总需求。第二，要容忍较高的通胀率、牺牲率，以１％的通胀换取０．４％的经济增长。第三，需要协调国际政策。第四，经济基本面问题不大，但要特别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张卓元认为，当前，既要保增长也要保稳定，但是保增长不是要求保两位数的增长，要保９％的增长，这是很好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速适当放缓有利于保增长也有利于保稳定。这个稳定也不可能像过去几年４％以下。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恐怕今年ＣＰＩ控制在６％到７％之间，甚至７％左右，或者连续两三年控制在６％到７％之间，我觉得这就基本上可以说也是保稳定了。因为，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们ＣＰＩ的平均值是５．７％，所以，今后两年能够控制在６％到７％就不简单了。特别是过去５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速需要一段时间消化，没有这样一定增速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很难使得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的基本矛盾逐步缓解。
    杨圣明提出三项建议：第一，密切关注通胀效应在国际间的传递。通货膨胀有极大的财富转移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要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提高汇率机制的弹性，以防外部冲击，以防将中国的财富大量转移他人，以防将中国经济发展引入慢轨道。第二，控制国内总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仍然是抑制国内通胀的主要途径。第三，人民币升值要适度。
    张曙光认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能仅使用数量型工具，也应运用价格工具，提高存款利率。
    面对“三防”中的两难选择，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则给出了他的１８字“药方”：慎紧缩（即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股市、拉两头（农业和服务业）、控中间（第二产业）、停升值（指人民币升值）、缓提价（油价等能源原材料价格）。
    他特别指出，这六大综合治理措施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两难困境而提出的过渡性政策建议。就长期而言，一旦经济的两难问题得到解决，经济发展恢复正常后，我们一定要加速深层次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的改革，并允许国内原材料、能源、粮食价格和国际水平逐渐接轨，以真正增强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生存和竞争能力。

                                                          （载2008年6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新视点》）

    今年，中国改革开放整整30年了。步入而立之年的中国改革尤其是农村改革大业究竟“立”起来了没有？还面临哪些障碍？继续改革的路径和方向何在？这是政、学、农等各界人士正在集中反思的问题。
    按官方主流学者的说法， 这30年来农村改革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微观经营主体；二是培养了市场机制，促进了农产品和农村其他生产要素的流通；三是本世纪初开始明确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这三个方面都有创造、都有推进，但是都还没有完成，各方面的看法还没有统一起来，所以还要继续推进农村改革。
    另有一些学者则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异曲同工的见解。他们认为：现代化的本质是制度变革。第一项是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第二项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一切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秘密不过是它们确立了这样两项最基本的制度，农村社会转型当然也不例外。为建立这样的制度，从改革基本操作层面看，改革者不可避免地面临最具有颠覆性威胁的三个方面的社会冲突，第一个是国家和社会的矛盾（涉及横向分权）；第二个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涉及纵向分权）；第三个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涉及要素分权）。这三方面的冲突每一方面都与农村社会有关。而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转型始终离不开自己的特殊问题。所谓“三农”问题，概而言之——农业是效率问题，农村是就业问题，农民是权利问题。
    基于一般读者的视角，具体而言，农民何时能获得普适的国民待遇（城乡统一户籍）？农地何时能真正归劳作者所有？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何时才能建立？中国特有的农民工问题有无终结之道和终结之日？有技能的青壮劳动力纷纷离乡打工后，何以在几成“空巢”的贫困农村发展经济、社会事业？
    带着上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长期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解安教授。刚一触及这些话题，解安教授即开门见山地指出，现在农村改革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以及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和贷款难等问题，根源都在于根深蒂固的二元结构与形成这种结构的制度安排。

    加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要诀在于彻底扭转“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中国经济时报：先从新时期中国改革的历史说起吧。中国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至1984年以推行联产承包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是第一阶段；1984年启动迄今、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心的城市改革为第二阶段。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因解除了长期以来对农民的一些束缚，还其以有限的自由，从而激发起了他们久受压抑的巨大生产热情，农村改革取得了令海内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中国改革大业滥觞于农村改革，而现在农村改革却远远滞后于城市改革进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都远较城市落后，以至于学界中流行“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说法。您长期深入农村调查，对中国三农的现状有什么样的判断？
    解安：长期以来，中国对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市民与农民实行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政策，并由一系列现实制度做支撑。这一“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严重制约着新阶段中国农村综合配套改革。近些年，中央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仍十分滞后。为什么？就是由于这一根深蒂固的“二元结构和制度”仍然决定着“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2005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2975亿元，比2004年实际执行数增加349亿元，增长13.3%；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各项支出共3397亿元（不包括用石油特别收益金安排的对种粮农民综合直补的120亿元），比2005年增加422亿元，增长14.2%；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增加到3917亿元，增长15.4%。而“三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由2005年的8.8%下降为2007年的8.4%。其实，这些年随着财政总收入的不断增加，每年财政总支出的增幅都是两位数，显然用于“三农”支出的增幅大大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幅。因此，虽然财政用于“三农”支出的总量与增量有所增加，但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下降——这不能不说是“城乡二元结构与制度”仍在支配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要想破除这一根深蒂固的二元结构与制度，中央必须首先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迈出关键的第一步：把投资重点放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上，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什么时候“三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同步增加了，所谓“重中之重”才能从根本上落实。

                        他山之石：积极扶持农民互助金融合作组织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农村金融最大的问题仍是农村资金通过各种金融渠道由农村流入城市，而农村贷款难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据专家计算，2006年，通过农村“存贷差”流入城市的资金居然高达1.28万亿元。如何从速扭转这种资金倒流、“劫贫济富”的现象？改善农村金融困境的良策安在？
    解安：2006年12月20日，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总体上看，该《意见》的内容既有国际化的视野，又具有比较强的专业性和创新性。2007年银监会先在6个省推行建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项措施，2008年在31个省广泛推行。我个人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对解决当前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缺失问题、迫使农村信用社这样的“老牌”农村金融机构改制等是一项有益的尝试；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农民缺乏抵押品（《物权法》虽承认承包经营的土地和宅基地属于用益物权，但又不允许其作为抵押品在银行贷款），也难以解决广大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实际上，新增金融机构仍是只存不贷，没有跳出原有的框架，可能又成为一种新的“抽水机”，加剧农村资金的倒流。据农业部政策体制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介绍，最近，本属政策性银行的农业发展银行居然提出要从事经营性信贷业务，又回到“一身二任”、政企不分的老路上来。真正以“为农民服务”为宗旨而不以盈利为目的农民合作金融机构，却得不到必要的政策扶持而难以发展。这显然是“二元结构与制度”在农村金融问题上的反映。
    在农村金融方面，韩国有着非常成熟的经验，可资我国借鉴。韩国农民从不为贷款而发愁，其贷款统一归口于农协银行。韩国农业金融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政府积极扶持组合金融，尤其以相互金融为中心建立了自成一体的良性资金循环体系。政府为动员组合成员出资存款，规定互助金融的储蓄年息比一般银行要高出2%-3%，从而能吸收几乎所有农村地区闲散资金，用于农民组合成员必要资金需求上；农协还可以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发行由政府担保的农业信贷债券来筹集资金；此外，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还可通过政府和中央银行获取优惠利率贷款，并可向其他金融机构甚至是外国机构贷款以满足资金需求。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的资金通过农协的信贷部门向农民社员提供，其银行贷款的利息十分低廉，其贷款范围广、种类多，主要用于农民生产经营、购买土地和机械、农业资源开发、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子女教育及与农业相关的工程项目等。韩国农业发展一直得到这一资金良性循环的金融体系支持。到目前，农协自己经营的银行已达1088家，遍布韩国所有农村。农协存款总额已经超过了韩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国民银行，成为韩国最大和最受信赖的“民族银行”。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我们走了很多弯路。上世纪50年代，在自愿互利原则下鼎立的三社——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因当时受斯大林的影响搞了全盘集体化。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只解决了家庭承包制问题，没有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把三大合作社恢复起来。其实，韩国的农协就做这三件事（为农民的生产、销售、信贷服务）。有韩国学者说，他们的农协就是学习中国1950年代的“三社”。可是，我们却把自己的优良遗产当成了垃圾。
    既然现在允许国外大银行和各种所有制金融机构进入农村，我们有什么理由限制或不去扶持农民合作金融的发展呢？给外资和私人资本的国民待遇，也都应该给农民互助金融合作组织。其实，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出现的农民互助合作基金会，是由于信用社不姓“农”而姓“商”被迫诞生的农民互助金融组织，只是因为其制度不健全、管理跟不上而被关闭。这给我们下一步落实中央政策、发展农民互助金融组织以极大启发：对全国各地出现的互助会、基金会等萌芽形式绝不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要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在中央尚未出台《农民互助金融合作组织法》之前，可参照2006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农民专业经济组织合作法》，把规范的对象扩大，对专业合作组织可以作广泛的理解。金融也是专业，基本原则、管理办法同样也适应于金融合作组织。目前，银监会已出台了乡镇以下地域性“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管理办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注册的增多，及时出台《农民互助金融合作组织法》。
    我相信，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个路子总是要走的——这是国际的经验。不仅韩国、台湾地区、日本走了这条路，而且欧美也走了这条路。如欧美合作金库就是专门为农场主服务的，其性质是一样的。
    其实，农村金融没那么复杂，国际上有着非常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一是要有专门从事政策性信贷业务的政策银行（中国是农业发展银行）；二是要有从事商业性信贷业务的商业银行；三是要有以服务农民为宗旨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作互助性质的金融机构。这三种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明确，不能混淆。

                      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股份化，实现“新的两权分离”

    中国经济时报：据统计，中国每年从农民手里征用的土地将近20万公顷，因征地引起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到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因违法征地等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农村乃至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曾表示，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中国政府将继续坚持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维护农民土地使用权这一最根本的权益。
    中外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证明，物权明晰是市场交易的基石，已然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条不归之路的中国，将地权这一要素市场中最基本的物权进一步明晰化乃至“私有化”，恐怕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不容回避的基本方向。您怎么看？
    解安：严格说，对农民土地权益的掠夺，也是“二元结构和制度”在农村土地制度上的反映。
    尽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过剩，但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如果不注重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超前培育和及时跟进，会严重影响农业产量。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零值农业劳动假说”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这一假说的实质内容是，由于一部分农业劳动力的劳动贡献为零，则把这部分人转移出农业部门，在其他要素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会影响农业产量。而事实上，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土地抛荒和农业生产的“三化”（兼业化、老龄化和女性化）现象。近年来，粮食“产不足需”，恐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其实，这一假说早就遭到过以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批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这部著作中曾引用1918年～1919年印度发生的一次流行性感冒（大约有2000万人丧生，农业劳动力的死亡率大约为8.3%，造成了1919～1920年印度农业播种面积和农业产量下降）来否定这种学说。
    中国虽然人地矛盾十分突出，但已通过家庭承包制对其做出了反应，如把土地均分，以容纳农村庞大的劳动力。面对这样长期形成的、较为稳定的要素分配格局，有部分劳动力转出，重新配置要素必有一个时滞，从而造成一时减产。世界各国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都出现过类似现象。如法国和日本二战后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人口的兼业化、老龄化和女性化现象十分严重，它们后来也是通过土地流转（租赁、委托经营、买卖等）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国作为后起国家，是完全可以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的。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展开，必将有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转出。所以，如何对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进行超前培育和及时跟进，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对此，理论界曾提出土地国有化和私有化方案。我一直主张，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股份化，实现“新的两权分离”，即把土地实物形态所有权和价值（股份）形态所有权分离，实物形态所有权仍归集体，价值（股份）形态所有权即承包经营权归农民所有。这样，不仅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截留、扣缴”；而且集体也有权“禁止改变流转土地的农业用途”；另外，由于农民独立的承包经营权得到了制度保障，有助于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从而更为顺畅地推进城市化，且有效保障农民可持续的增产增收；更为重要的，随着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必将逐步突破政府垄断一级市场和经营二级市场的原有法律框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基本方针，突破小农经济，发展现代农业。

                  民工潮——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一道独特而酸涩的“风景线”

    中国经济时报：您发表在《人民日报》（2007年6月8日第15版）上的《将新农村建设向城市延伸》一文影响很大，转载率很高。我很想知道，一年过去了，您对这一问题有何新的研究和思考？
    解安：不错，我的确想过写一篇题为“再论将新农村建设向城市延伸”的文章，主要是解决中国的准城镇化问题，即通过何种途径让农民工真正变成产业工人，在城市扎下根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市民。200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3%。其实，这是准城镇化率。大部分农民工虽然在城市打工多年，有稳定工作和收入，但就是在城市扎不了根，究其原因无非是住房和社保这两大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城市的根扎不进去，农村的根就拔不了，就无法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可见，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和社保问题就成了我国城市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根本性任务。具体方案是：农民工以宅基地置换城市的住宅；以承包地置换城市的社保；将“城中村”改为城市居民委员会或居民小区等。现在，成渝作为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正在尝试，还有其他城市也在探讨。虽然这与现行《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相关条文相悖，但在目前的中国，舍此恐无他途。随着试点的顺利进行、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了正确认识之后，其他城市都可以“试”。如果各地都取得了成功，下一步要做的就只是修改相关法律条文了。城市在新农村建设中还有其他很多艰巨任务，如建“职教城”。应将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由农民扩展为全体国民，使其成为一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位一体的泛国民的现代化建设运动。

                                                     (载2008年6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新视点》)

本报特约记者 王永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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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5-23 　　　

    5月19日上午，北川农业银行地震废墟，10名武装特警戒备森严。
    随着大型挖掘机的一阵轰鸣，一“扒铲”碎石被扬到平地上，浓烈的灰尘中，一张张纸币像“天女散花”一样飘落开来。第二炮兵某工程团二营九连连长樊清迁、十连连长郭军猛、五机连连长李玉龙，带着3名战士立即围拢过去，蹲在碎石四周，把沾满尘土的人民币捡起来，吹干净，再一张张捋直后，仔细地放到身旁的袋子里——

    100元、50元、20元……1元、5角、1角……一会儿工夫，他们就把这堆碎石碴翻了个“底朝天”，提起“钱袋子”，吃力地直起腰。

    “再找找，这是国家财产，一分也不能损失！”现场指挥的团政委孙乐蹲下来，用两只手扒拉来、扒拉去，在碎石堆边缘的一个石块下，又露出一枚金光闪闪的5角硬币……

    废墟旁的一棵树下，农行行长江山与3名农行职工，在武装特警的注视下，正在紧张地数着一沓沓钞票。他们身边一个1米多长的袋子里，已经装满了一摞摞捆扎整齐的人民币。

    “一共挖出多少了？”

    “已经100多万啦！”

    这些钱，是工程团官兵经过两天的艰苦挖掘，一点儿一点儿地从被埋进瓦砾的金库中“掏”出来的……

    第二炮兵这支工程部队，是北川救援人员中唯一携带重型机械和数千件轻型机工具的队伍。这支“科技尖兵”担负了许多急难险重的任务，挖金库就是其中之一。

    北川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在大地震中完全坍塌，全县大部分资金都集中在这两处。与现金埋在一起的，还有保护银行的枪支。

    接到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求援后，第二炮兵前指首长当即表示：“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同样重要，一定要挖出来！”

    第二炮兵抗震救灾前线总指挥、副司令员于际训带领工程部队技术专家赶到多个埋“金”现场，踩着一片片瓦砾组织勘察，制定出多套挖“金”方案……

    中国农业银行北川支行临街而建，楼高6层，异常坚固。在大地震中倒塌后，设在一层的金库上面不但压了6层楼板，而且银行背后依山而建的5层家属楼，也倒在了银行上面。

    钢材石板横七竖八，水泥柱子断骨连筋。这堆废瓦砾南北方向长达100多米，东西方向与其他倒塌的房屋紧密相连，而金库位置却在东北角上。大型机械要想接近金库，必须在四五米高的废墟上开辟一条通道。

    5月17日早晨，某工程团受领挖金任务。这一“仗”打得真激烈。团政委孙乐调动大型挖掘机、装载机和龙门吊，专跟瓦砾干！大块的混凝土被吊车轻轻“抓”起，钢筋石板被大型切割机像“切豆腐”一样割开。

    刚刚掘进废墟，没被钢筋混凝土难住的官兵却遇到了大难题——一具具遇难者的遗体相继出现。

    “停！赶紧停下！千万不能损坏了罹难者！”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这些遗体，施工进度变得异常缓慢。官兵放弃大型机械，启动移动电源车和空压机，使用手持式液压稿、液压钳、液压剪和油锯等小型设备，一寸一寸地向前开进。把一具具已经腐败的遗体小心地抬出来，用消毒药品洗消后，小心地放进裹尸袋里，脱帽致意后，庄重地交给专门负责遗体搬运的人员。

    5月18日11时10分，经过16小时昼夜紧张掘进，终于打通了一条通往金库的百米通道。大型扒碴机开进去了，一“爪”下去，金库的顶部被扒开。三级士官王小富、一级士官段云彪迅速跳下去，把一捆捆尚没散落的钞票和重要凭证，一沓沓地递了出来……

    此时，从地震过后一直守候在农行废墟前的行长江山，才从日夜不安的紧张中缓过神儿来，接过一把一把的钞票，认真地数了起来……

    与此同时，在北川农村信用社的废墟上，第二炮兵某工程技术总队官兵，在政委高海华的亲自指挥下，也在紧张地昼夜施工。至5月21日下午18时20分，632.64万元现金和枪支再次“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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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说明：央视在5月21日下午5时左右的现场直播中报道：在21日之前，二炮某工程技术总队官兵已在北川农村信用社的废墟上连续奋战了6天6夜。据此上推可知，二炮这支“北川救援人员中唯一携带重型机械和数千件轻型机工具”的最精锐部队中的一支最迟是从5月15日开始即夜以继日地“搜救”一堆价值600余万元的人民币。这些官兵以其英勇无畏的行动真正践履了“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同样重要，一定要挖出来，而且一分也不能少”的豪迈誓言！

    央视视频地址：http://you.video.sina.com.cn/b/13685356-1292498151.html
 

    本书由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作序推荐。是一部描写第一代优秀企业家中的惟一幸存者汪海，在改革三十年当中如何冲破计划经济的重重障碍，如何以反思维创造商界神话，把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企业发展成为中国鞋业老大、世界知名品牌的精彩历程。细读每一章节，改革历程中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真切感人，透过双星品牌的成长看改革三十年的变迁，使读者感受到了这段历史的某种浓缩，也是对中国企业发展历程的一个总结和一种肯定。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力增强、世界地位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这些都是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三十年也是“弹指一挥间”，如果让我们每个人坐下来回忆，很多细节已经淡忘或者摸糊不清，这正是作家的责任所在，作者以强有力的笔触、敏锐的视角，以及对企业和经营管理的熟悉与把握，使这部作品的写作风格介于文学与经济之间，既不像一些文学作品华丽而无内容，又不似经济类体裁的作品有内容而不好读，而是深入浅出、环环相扣、引人入胜。除此之外，本书还有另外两大亮点：其二，由于一些读者喜欢读精华或者是总结性的文字，因此作者在每一章的结尾以“焦点透视”的形式，将这一章做了总结，并且提炼出一个观点供读者参考；其三，这本书与一般传记文学不一样，他前两部分是写企业家怎样创业，怎样创品牌，而第三部分主要是写企业家的经营之术、管理之术和营销之术，懂管理的企业家和管理者能够从中收获一些经验，正在创业途中的有志者能够深悟成功真谛，掌握如何避风险、如何创造品牌，如何走上一条蒸蒸日上的坦途。

    作者简介：

    赵晏彪，男。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化工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民族文学》杂志总编室副主任。

    共出版六本著作：《真水无香》、《雁过皇城根》、《百名女杰》、《与波光水流对话》、《做强做久做自己》、《汪海三十年》。

    自1985年始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几百万字，其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被多家报刊、电台和出版物转载，1997年，中央电视台1套《健康之路节目》为其拍摄专题片“中年作家谈养生”；1999年，中央电视台1套《半边天节目》拍摄专题片“全职太太”， 1991年，其获奖小说《孝顺》被入选中学语文补充教材。

                                              走笔商界精英  挥书浪漫情怀

                                                    ——评《汪海三十年》的创作方法

    近年来经管励志类书籍市场比较火爆，从世界上的第一位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到新一代的网络贵族，五彩缤纷、琳琅满目，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但是如果真把这些讲述商界精英成就的书籍拿在手里，读上几分钟就会让人犯困，因为写作的手法单一，内容相对枯燥无味。如果不是求“财”若渴，是没有耐心把整本书读完的。因此，如何以生动活泼的语言来讲述商界人物的成功之道，在企业家看似冷漠、严谨的经营活动中找到浪漫与激情，以文学艺术的创作手法把商界人物活灵活现地呈现给读者，便是所有财经记者、作家面临的一个难题。

    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汪海三十年》，是作家赵晏彪继他的《做强做久做自己》之后又一本力作。他以老辣又不失活泼的笔力对经管类图书进行了的大胆的尝试，以文学的笔法、作家的情怀描写企业精英的励志过程；冷静的思考，大胆的剖析，探讨了中国改革三十年来国企改革中企业家的命运以及企业家创名牌、保名牌的艰苦历程。《汪海三十年》，故事曲折，人物个性鲜明，不是小说胜似小说，不是传记胜似传记，使这部20万字的书籍生动感人又蕴含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经营管理之道。

    双星集团总裁汪海是国家改革开放造就的成功企业家。在赵晏彪的笔下，双星历时二十多年的创业、发展、扩张中，汪海无不表现出了如艺术家般的浪漫与激情，如哲人般的深刻与智慧。

    在赵晏彪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满怀激情的汪海：80年代中期中国女排在世界比赛中拿下了五连冠，电视机前的人们无不为之振奋、鼓舞，而作为“鞋匠”的汪海，看到女排脚穿外国品牌的鞋子比赛时，他睡不着觉了，他要发奋了，带领职工们会战100天生产出高质量的排球鞋。“深秋的北京，落叶四处飘零。汪海背上为女排赶制出的排球鞋，兴冲冲地来到北京，他给‘铁姑娘’们送鞋来了。正在训练的女排队员们，看到汪海背着一大包运动鞋站在训练场外，都好奇地跑了过来，郎平、张蓉芳等女排姑娘们从汪海手中接过排球鞋马上穿在脚上，走几步试试，‘嘿，真舒服。’郎平边走边说：‘咦，怎么大小正合适，像专门给我们订做的。’还有的姑娘边蹦边说，这鞋可是太合脚啦 。看着女排姑娘们高兴的样子，汪海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只这样几笔就写出了企业家汪海的激情、细腻和责任感。也许光有激情的企业家不能成功，但是成功的企业家必须是激情满怀的人。背着鞋站在训练场外，身边是一地落叶，而脸上挂着笑容的汪海，就是这样定格在读者的眼前。

    说起商界精英，可能人们首先会想到他们是功于心计，善于“夺人所有”的人，如果不是生意的需要，恐怕都会远离他们，以避开被算计的风险。说到商人的浪漫情结，很多人会摇头，认定他们最会附庸风雅，而骨子里没有一颗浪漫细胞。但是，我们在赵晏彪的笔下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

   “在德国西部的莱茵河畔，有一座美丽的城市——杜塞尔多夫，1992年秋季，世界第124届国际鞋业博览会在这里拉开帷幕。此次国际鞋业博览会，有52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余家公司参加，人流如潮，盛况空前。

……

    在一个12米长，3米宽的小舞台上，中国传统乐曲绕梁不绝，伴随着美妙的乐曲，八位身穿华贵旗袍的模特儿，气质高雅地款款而行。她们脚上穿着摩登的双星高跟皮鞋，手里举着华夏民族从古到今的树皮鞋、绣花鞋、各朝各代的宫廷鞋等各种漂亮无比的鞋子表演。老外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将双星展厅围了个严严实实，各国的鞋商看得是眼花缭乱，不时发出赞叹之声。

    小小的舞台上，还演出了幽默戏哑剧《嫁新娘》，剧情是新娘临上轿前却找不到一双满意的鞋，一双一双地试，急得丫环们直打转儿，真是妙趣横生，逗人开怀大笑。

    八位青岛姑娘不仅长得迷人，美丽的身段配上漂亮的鞋子，把老外的眼珠子都勾直了，连连赞叹：‘东方女性太美了！’”

    这就是汪海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的“鞋文化表演”，轰动了整个欧美的制鞋业。汪海这个企业家如果没有艺术细胞又怎么能亲自设计出如此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作者以这个故事告诉搞企业经营的人，艺术的感染力同样是经营成功的法力之一。经营的艺术与文化的艺术是一脉相通的。

    我们还可在书中找到汪海这位企业家如艺术家一样痴迷事业，一样热衷于搞非凡创意。他为了观看漂亮故娘脚上的鞋子，竟然在广州的街头玩“跟踪”，在双星集团的大门口，为守门的石狮子穿上双星鞋，为了重组滨临倒闭的企业，他像一个演讲艺术家一样在企业的礼堂里滔滔不绝地演讲，人们由最初的愤怒、不解，到掌声如潮……

    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同样一个人物在不同人的眼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赵晏彪着墨于细节之处，把商界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为经管励志类书籍的写作提供了新视角，为读者领悟商道真经提供了丰厚的信息通道。

                                                                             （ 载《中国经济时报》）
   

                                                                             （载《中国经济时报》）

                                  （2008年3月25日《中国经济时报》）

    其实，此次作为新一届中央政府成员携带公众期待的丰富信息首次亮相并非陈竺大规模吸引国人眼球的第一次，早在2007年6月29日，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29年来首次获任政府部长的无党派人士而聚集了无数的闪光灯。那一次的任命还使他成为继当时的中国致公党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后第二位担任政府部长的非中共人士。

    当时，中国国务院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竺为卫生部部长的理由中曾评价陈竺说，“事业心和责任感强，有开拓创新意识和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善于合作共事”……

    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这样表示：“对陈竺的任命，是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充分信任的又一体现。” 非中共人士担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步骤，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举措。

    这位保持无党派身份的部长获任9个月以来的履职表现究竟如何呢？从某种角度说，他等于是以此份经过他的团队深入调研和精心绘制的医改方案，在此次“发展论坛”上公开向国人做出汇报，以静待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臧否。

    陈竺在是日的发言中表示，经过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到2010年，在全国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努力缓解城乡地区不同收入群众之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扩大的趋势；到2020年，形成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成“一个大厦”“四梁八柱”的构筑。

    他强调，为达此目标，要从六个方面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是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确立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公共卫生服务，主要通过政府出资、向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服务来完成；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合力分担费用；特需医疗服务，由个人付费或通过商业健康保险支付。中央和地方要增加卫生投入，逐步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政府投入兼顾医疗服务供方和需方，新增部分重点用于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

    二是优化城乡医疗服务体系结构，健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功能，形成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对政府举办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收支预算管理。

    三是改革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理顺医药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推进医疗机构属地化、全行业管理，严格医疗机构准入运行、服务行为和质量监管。改革人事分配制度，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四是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到2008年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到所有农村，并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报销比例。到2010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所有城镇从业人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面推开。

    五是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制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建立基本药物生产供应体系，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直接配送等方式，确保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规范基本药物使用，完善药品储备，保障群众基本用药。

    六是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加强公共卫生和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和护理人员的培养、输送和吸收。加强全科医学教育，定向培养农村适宜卫生人才，制定鼓励优秀卫生人才到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工作的优惠政策。培养中医药人才，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众所周知的是，陈竺由科学家而从政，成为政府部长，大家或许并不全知悉的是，从插队知青成长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也是陈竺传奇经历的重要部分。自1970年4月起，16岁的陈竺曾在江西省信丰县和横峰县当了5年多知青。期间，他凭着自学的医学知识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并因为表现突出而被推荐到上饶地区卫生学校念书。此后，他走上了在国内外辗转求学、治学、一直到从政的成功之路。

    正是5年多知青的经历，使他对社会底层弱势人群的生活和期冀有着感同身受的体验，并使施政向普通群众、弱势群体倾斜成为他情感和理性交织的自觉选择。此次论坛上，在回答国外专家的现场提问时，陈竺明确表示：农民工所在城市应该为其提供医疗服务，尤其是急诊。他认为，首先，雇主（用人单位）应该为他们作出医疗保险的某种安排。其次，城市里面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些惠民医院，主要是为这些流动人口服务的。大型医疗机构在遇到农民工急诊的时候，也应该想办法给予资助。第三，公共财政应该对农民工就医问题有所考虑。

    在论坛发言的最后，陈竺为全体中国公民描绘出了一个美好而又“健康”的愿景——到2020年，中国将建立起比较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全民健康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

                                      （3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